王法明：对恶的包容就是对善的阉割

近日，湖南祁东一名小店老板好心救助倒地老人，最终却在辖区派出所调解下，向死者家属支付1.9万元“人道主义补偿”的事件刷屏全网。令社会愤怒的是在监控录像、医院病历、警方调查结论等全套证据清晰证实店主全程善意施救、与老人离世无任何因果关联的情况下，却依然承担了1.9万元的“人道主义补偿”。

这起事件深刻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社会现象：对恶的无底线包容，就是对善的彻底阉割。

事发当日，一名老人因自身基础疾病突发不适，主动走入祁东这家沿街店铺寻求休息，随后突然晕厥倒地。店内女店主目睹突发状况，没有冷漠回避，第一时间上前搀扶安置、细心看护，并快速拨打急救电话，全程处置及时、行为规范。店内完整监控记录下全过程，证实店主无拖拽、惊扰、延误救治等任何不当行为。老人最终因自身基础疾病过重，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无效离世，属于突发疾病引发的意外死亡。

依据我国《民法典》明确规定，公民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紧急救助、见义勇为行为，即便被救助者发生意外，救助人亦无需承担民事责任。这一“好人免责”条款，初衷就是破除“救人担责”的道德困境，为社会善意兜底。事后警方核查所有证据，也正式出具结论，确认店主救助行为合法合规、无任何过错，不承担任何法律赔偿责任。

也就是说，该案于法、于理、于情，店主都是纯粹的行善者，不该为意外后果买单。

然而，逝者家属罔顾店主的救命善意和老人病逝的客观事实，秉持“出事就该赔钱”的蛮横逻辑，张口索要10万元高额赔偿。事实上，店主最初心怀悲悯，主动提出支付数千元抚慰家属，却被家属断然拒绝。

在双方僵持之际，当地派出所介入调解，然而执法机关放弃依法断案的基本原则，不坚守权责底线，一味追求快速平息矛盾、规避维稳风险。经过两次调解，将家属10万元无理索赔降至1.9万元，持续向无责店主施压。导致店铺无法正常经营，身心俱疲，无法正常生活，无奈只能自认倒霉，被迫支付1.9万元所谓“人道主义补偿”。

于是，无责赔钱的荒诞结局，就此落地。

该案之所以引发全网愤慨，并非单纯谴责家属的人性之恶，更重要的是司法的软弱和无底线的和稀泥：事实铁证如山、法律条文清晰、责任判定明确，基层执法部门却背弃法治原则，用无底线调解包容恶行、牺牲善良。

这，才是整起事件最核心、最致命的问题。

司法调解的核心价值，是立足事实、恪守法律、化解矛盾、彰显公平，绝非不分黑白、各打五十大板的利益交易，更不是逼迫无过错者为他人恶行买单。

但，在本次事件中，派出所完全背离调解初衷，无视完整证据和法定结论，对家属的无理讹诈不予制止，反而逼迫善意者让步妥协。这种操作看似平息了纠纷，实则变相认可了“闹事有理、索赔有据”的错误逻辑，公然纵容了恶意讹诈行为。

令公众始终不解的是：既然事实、证据、法律全部指向店主无责，为何执法部门执意强行调解、逼迫好人赔钱？根源在于部分基层执法人员的懒政思维与无底线处事逻辑。依法裁决、驳斥讹诈需要直面矛盾、处置纠纷、承担舆情压力；而居中和稀泥、逼迫无辜者让步，是成本最低、阻力最小、最容易快速结案的方式。这种“重维稳、轻正义，重平息、轻法理”的懒政心态，让公权力放弃了遏制恶行、守护善良的核心职责，最终造就了“好人吃亏、恶人得利”的荒诞乱象。

由此可见，这起事件的核心症结，绝非个体人性的贪婪之恶，而是基层司法不公、执法底线失守、公权力履职失责。个体的恶是偶然的、零散的，可公权力的纵容、法治的缺位，却是系统性的伤害。

公检法机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，本该对恶行坚决遏制、对善意坚决守护。但在此次事件中，执法部门颠倒黑白、模糊权责，用所谓“人道主义补偿”掩盖讹诈本质，用无原则妥协包容不法恶行，让正义防线彻底失守。

归根结底，对恶的包容，就是对善的阉割。

这一结局的社会负面影响，远远超出事件本身的纠纷范畴，极大地放大了恶的生存空间。它扭曲了社会的价值导向，让“会闹的孩子有糖吃”成为潜规则，让守法向善沦为弱势选择。长此以往，面对他人危难，大众只会选择冷漠旁观、避而远之。人人都惧怕行善被讹、好心遭殃，没人再敢主动伸出援手。

善意失去制度兜底，恶行失去法律约束，社会的温度、信任与良知，都会在一次次无底线的和稀泥调解中被逐步消解。

法治的核心是泾渭分明辨是非、奖惩分明定善恶，绝非无原则的妥协与退让。情理可以兼顾，但必须建立在法理之上；矛盾可以调解，但绝不能突破正义底线。我们可以包容人性的瑕疵，却绝不纵容刻意的恶行；我们可以温情化解纠纷，却绝不允许颠倒黑白的司法妥协。

祁东店主救人赔钱事件，不仅是人性“善不善”问题，也是社会“扶不扶”问题，更是司法“强不强”的问题。

每次“扶不扶”成为社会焦点的背后都是司法部门在透支法治公信力。

作者：王法明，知名媒体人，新闻时评人，中国政法大学法治化营商环境大讲堂副秘书长，神州普法网总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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