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法明：谁是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原动力？

5月20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民促法》）的正式施行。这部法律共 9 章 78 条，围绕公平竞争、投资融资促进、科技创新、规范经营、服务保障、权益保护等方面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机制，将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平等对待、平等保护的要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，为持续优化稳定、公平、透明、可预期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。

为此，不少专家和学者认为《民促法》颁布，中国即将迎来民营经济“第二春”。

客观地说，《民促法》一定对民营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，这一点是毫无争议，但是，具体会起到多大作用？能不能让民营经济发展迎来“第二春”？目前，还不好定论。

为什么？

因为决定民营经济发展好坏的是政治导向，而非法制。

如果，我们认真地回望历史，这个观点就更加清晰。

目前，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大时期和四个阶段。

第一时期：1949年之前的两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为洋务运动时期：

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，但是真正有文字记载还是从商朝“甲骨文”开始，距今也就3600多年。在洋务运动之前的3400年多年里，中国全部是皇权之下的小农经济和围绕生活的手工业者，小农经济其根本就是解决吃和穿问题，几乎没有企业的影子；而手工业相对有企业的影子，但是直到明末才出短暂的“资本主义萌芽”，但是，也只是萌芽，构不成所谓民营经济规模，可以忽略不计。

因此，在洋务运动之前，中国没有规模化的民营经济。

为什么只有到洋务运动才出现民营经济？

这就要谈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：科技和资本。离开这两个要素，根本谈不上规模化的民营企业发展。

因为，科技让经营出现规模化，机械化以及产业化，而资本才是规模化、机械化和产业化的基础和血液。

为什么这两个条件在洋务运动才共同出现？

因为，直到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，中国才开始正视西方，正视与西方的差距，为了“保家卫国”，国家和社会上层才开始意识到可以通过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于是洋务运动爆发，西方科技才开始传入中国，而具有官宦背景的李鸿章，张之洞，左宗棠，胡雪岩等“放眼看世界”的开明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、资金以及能够接触到西方科技的优势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。

此刻，中国民营经济不再是萌芽，而是快速发展起来，他们创办了如安庆内军械所、江南机器制造总局、福州船政局、北洋机器局、兰州制造局、汉阳兵工厂；民用工业：轮船招商局、开平矿务局、湖北织布局等优质民营企业。

但，后因洋务运动先天体制不足，后天战乱不止，随着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，北洋海军全军覆没，标志着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破产。

洋务运动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先河，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，在客观上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，所带来的思想启蒙和技术积累，为民营经济的后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。

第二时期是民国时期：

尽管民国时经历了抗日战争、军阀混战等诸多磨难，但这一时期却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的阶段。这一时期，民族资本家们凭借着顽强的创业精神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，在纺织、面粉、化工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。例如，荣氏兄弟创办的面粉厂和纺织厂，规模不断扩大，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杰出代表。

宽松的市场环境、西方先进管理经验的引入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懈努力，共同推动了民营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。

第二阶段是建国之后：

1949 年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两次发展高潮。

第一是1978 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，民营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，可以说是建国之后中国民营经济的“第一春”。

这一时期，虽然民营经济规模相对较小，但发展势头迅猛。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，像江苏的华西村企业、浙江的温州个体工商户等，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。这些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凭借着敢为人先的精神，在市场中不断探索，为民营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
第二个时期是2001 年中国加入 WTO，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为中国民营经济带来了新的腾飞契机。

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，成为 “世界工厂”。众多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，在制造业、对外贸易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。华为、联想等一批优秀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，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，还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。中国经济总量也在民营经济的有力推动下，跃居世界第二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。

也就是说，至今为止，中国的民营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也就这四个时期：新中国成立前的洋务运动和中华民国时期；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和2002年加入WTO时期。

回望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程，我们可以总结出民营企业发展需要的几个关键条件。

1、政治环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。当政治对社会的管控适度，给予市场和企业更多自主发展空间时，民营经济往往能够蓬勃发展，这就是“官不扰民自富”的道理。

2、决策者积极面向世界，承认不足，寻找差距，主动学习先进经验和技术，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指明方向，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。

3、政府放权于民，尊重人民的创造力和积极性，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安全，刺激民间资本的活跃。人民群众在获得更多发展自主权后，会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，投身于经济建设中。

4、尊重市场规律，保障资本的合理流通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能够提高经济运行效率，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。

从民营经济发展四个时期以及四个条件来看，民营经济发展与法律制度建设关联性不大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政治开放，面向世界，放权于民，尊重市场，保护私有财产，激发民间资本，民营经济自然就能活跃，民营企业也就会蓬勃发展。

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：那就是繁荣与法治的关系——到底是现有繁荣还是现有法治？

我认为是先有繁荣，才有法治，法治的目的是让民营企业能够持续繁荣，而不是法治撬动民营经济的繁荣。也就是说没有管出来的繁荣，只有管理下的持续繁荣！

经过改革开放仅五十年的发展，我们的民营企业得到空前的发展，现在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最辉煌，最灿烂的时期，远超秦皇汉武，唐宗宋祖的时代。

从民族复兴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早就完成了复兴的重任，且完成了前无古人之举！

繁荣，意味着昌盛，昌盛意味着混乱，混乱就需要治理，治理就需要法律！

因此，《民促法》的颁布其实强化民营经济昌盛，规范治理的一种手段，当然，也是进一步实现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之一。

但是，如果以此就认为《民促法》就能解决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所有问题，那就严重高估了这部法律的作用。

因为，这部法律从起草到颁布也就只有6个月的时间，内容绝大部分来源于以前关于民营企业发展的相关法律，可以说是“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大汇总”，并且，在当下这个社会，最核心的是人情关系，人脉资源，法律并不起到很大的作用。否则就不会出现“远洋捕捞”，以刑化债，违法强拆，超标的查封、阴阳判决、钓鱼执法等知法犯法行为！

因此，《民促法》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只能起到风向性、导向性和稳定性作用，甚至连“关键作用”都很难达到。

那么，如何才能促进民营企业发展？

首先是政治上开放性、包容性和前瞻性：这就需要继续深化改革，扩大开放，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加宽松、友好的发展环境。

其次是法治上严格依法行政，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，加强执法监督：确保法律的严格执行，切实做到依法行政，从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。要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，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让民营企业在公平、公正、透明的法治环境中参与市场竞争。

再次是要还权于民，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和创造力：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，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。尊重个人财富，完善财产保护制度，让民营企业家安心创业、放心投资、专心经营。融入世界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，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，提升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。

最后是国家要坚持融入文明，拥抱世界，与发达国家建立良好国际关系：经济的本质是交易，交易的本质是信任和互补，因此良好而优质的朋友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，恶劣的外部环境就会破坏经济的发展。改革开放前期，面对有人质疑改革开放路线，邓公就说：与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富裕了，与苏联关系好的国家都还贫穷的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吗！

另外，我们从小接受的观念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其实，真实的情况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。是政治决定经济的走向，而非经济决定政治的走向！

这个论断不仅适合中国，也适合世界！

最后，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，民营 经济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强，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安全。

作者：王法明，知名媒体人，新闻时评人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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